天法二十年，在东京爆发了当年科举士子围攻宫门上阙的“群体性事件”。此事震惊朝野，让天法皇帝殊为惊怒。
龙衣卫镇抚司飞龙使李远，由于处置不当，直接被罢免了职务。
此案受牵连者的人数极多，直接导致这一年的会试被暂停。
此案爆发的缘由，便是因为参加会试的考生听说了朝廷即将改革科举考试的内容，要在科考中加入算学、图画、地理、刑名等新科目。
由于一些有心人的煽动，不少士子居然认为这种改革已经进行，自己多日后要参加的会试，就会临时加入大量这种新的考试内容。
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十年寒窗苦读，不幸遭遇改朝换代。过去专攻的八股文和经学都突然为之一变，又只好开始辛苦钻研起了策论和史学。
结果好不容易考上了举人，跑来东京参加会试，却听说花费无数心血钻研的策论和史学又不考了？
突然变成要考什么刑名钱谷之术！
多少人十年寒窗，花费了半生心血，眼看走到了会试这一步，却突然遭遇拦路虎，瞬间就感到人生都被毁掉了。
受到周围气氛的影响，还怕什么围堵宫门的罪名？
便是死又有何妨！
李来亨震怒已极，他有心要穷治罪责，特别是想要调查清楚到底是朝中哪些大臣走漏了风声？
毕竟科举考试改革的内容，属于朝中机密，只有很少数的一些心腹大臣知道这件事。
究竟是谁走漏了风声？
可是还没查下去，李来亨就面临了新的难题。居然有大批朝臣，不顾触怒皇帝，直接在朝堂上要求赦免此次上阙的士人罪名。
还有许多大臣直接在朝堂上质问，朝堂是否真的有意改革科举考试的内容？朝堂是否真的有意与胥吏共治天下？
有的大臣居然直接在朝堂上放狠话，声言若朝廷真要如此改革科举内容，使得天下要津皆为胥吏所盘踞，则国之将亡有日，老臣唯愿立即告老还乡。
“若因此语触怒圣上，则但请圣上治老臣之死罪。老臣为天下士人而死，为大顺江山社稷的长治久安而死，死亦无恨。”
李来亨算是第一回体验到了明朝皇帝面临朝臣“骗廷杖”时候的痛苦，若是真将这些直言犯谏的大臣治罪或者杀掉，那才是顺了他们的心意，立刻就会使这些人名动天下，留名青史。
和留名青史相比，有些人的确是不怕死了。
另外还有一些人，则是看形势氛围如此，断定皇帝不敢大开杀戒，所以也狠了心，卖直以求名。
毕竟彻底改变科举考试的内容这点，影响的利益范围实在太大了。
说是直接遭到全天下的读书人，一致反对，都不奇怪。
也就是现在大顺开国不久，皇帝威严深重，所以才有提一下的可能性。
放在明朝中后期的时候，这种事情谁敢提？提就是死！
李来亨倍感头疼，他本来还想退让一步，效仿唐朝制度，在正途科举以外，效仿武举，设立专门考核数学的算举、专门考核律法的刑举等等。
但就看现在朝廷上下激烈的反对之声，连这种妥协的措施，恐怕都实施不下去了。
毕竟放开算举、刑举的门槛，就是承认胥吏与士人的身份相同，就是坐视将来胥吏们也升到三品以上的高级官员。
有的士人在乎的是让这些道德败坏、品性卑劣的胥吏占据要津，实属亡国之道；还有的士人是担心这样势必增加大量竞争对手，毕竟官员总数不变，突然增加这样多的竞争对手，以后科甲正途出身的人，还能坐上户政府尚书、刑政府尚书的位子吗？
由于李来亨迟迟不对朝臣的质问做正面回答，没过几天，便又发生了三名会试考生一起在开封贡院大门上吊自杀的事情。
接着又有朝臣写下万字绝命书后，将其绝命书张贴到城门后，举火自焚。
事情越演越烈，特别是李来亨犹豫不决的妥协态度被大臣们发现以后，陆续又有许多封疆大吏，各地的县令、府尹、州牧、防御使、节度使、观察使、都督，都上书朝廷，请求废止科举改革。
更有人直接提出，必须查问究竟是谁提出了这种亡国之策？
必须将他满门抄斩，以谢天下人。
李来亨大怒：“是朕提出，尔众大臣欲杀朕以谢天下搢绅士人吗？”
李来亨这才发现，科举改革的难度，居然比均田免赋的难度还大。
毕竟均田改革，叛乱闹事者，大部分都是劣绅恶霸。
而反对科举改革的人里，有很多都是李来亨自己过去都很激赏的官员，也有许多人是完全不在乎功名利禄，甚至连性命家产都不在乎的真正耿直之士。
他们是发自真心的认为：一旦实行科举改革，则天下必乱，社稷必亡。
他们是为了维护李家天下，才不惜血溅宫阙，也要阻止这场祸国的乱政。
改革阻力如此之大，就算是一贯专断自为的李来亨也不得不让步了。
天法十二年五月，李来亨下诏亲自向朝臣解释，朝廷从未密议过所谓科举改革的事情，此事完全是荒谬至极的市井流言而已。
对于此前因直言进谏而获罪的大臣们，一概恩赦；对于犯阙的当科士人，同样恩赦。
本来应该在今年二月份举办的会试，此前由于流言被暂时中止，现在也在六月份重新举办恩试。
看起来群臣获得了重大胜利，但李来亨也咬紧了牙关，不仅将大量重臣的名字默默记在心中，从此将他们打入另册，于此后数年间缓缓将这批人贬官的贬官、致仕的致仕、流放的流放、处斩的处斩。
李来亨还转变了改革方式，他不再直接对天下读书人看得极为紧要的科举动手。
而是慢慢提高了乡官学校毕业生的地位，天法十三年春，皇帝诏令各地效仿陕西新政，开办农政学校，并让农政学校的毕业生获得和乡官学校毕业生一样可以直接担任基层官吏的机会。
不久，天法十四年五月，皇帝又诏令各地开办矿政传习所。
由于这些机构都有陕西新政的成果在前，毕业生大多也只能做九品下的基层官僚，甚至是些不入品级的下流胥吏，所以并没有朝臣在意。